南京城。
街道一天比一天的漂亮，一天比一天的繁荣，但表面光鲜，底下的暗潮汹涌，则让一些官员们头痛欲裂。
首辅姚明恭结束了当天工作，回到家里，入后园坐下，也不思饮食，他脑海里回荡着下午湖广请愿团哀切的话：“谁的地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下子就加税翻倍，且租不能收超过三成……生民何辜！”
确实，谁的地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有恃强占地，也有老老实实用银子按市价买地，拿姚明恭来说，他自家的地确实都是买来的，敢说自己没有强买强卖，一直隐身，通过中介买卖，甚至卖主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认识的家乡的一个地主，有地两百亩，那是含辛茹苦，筚路蓝缕所挣来的，
地主家也无余粮，他们一年都吃不到几回肉，把每一个铜板给节省下来，用了三代人的时间，辛辛苦苦地从十几亩地变为二百亩，他家里没有读书人，没有有势力的朋友，与衙门也不熟。
朝廷下旨土地改革，“地主收佃户地租不能超三成！
农税依地而纳，百亩田以下的门户二十税一，一百亩到五百亩之间的十五税一，五百亩以上的一律十税一！”
如此一来，有的地主家里农税一下子翻倍，问题是收租不能过三成！
两下夹攻，地主们的日子难过了！
在湖广，钦差大臣、左都御史阮大铖代表朝廷强推土地改革方案，成绩卓然，也遭遇强烈的反对，阮大铖作风粗暴蛮横，导致湖广诸地一片反对，乡绅派出请愿团，到京师求见执政者，语甚哀切，请朝廷收回成命。
在中国历朝历代，土地问题始终是个大难题。
不动土地的改革，都是小打小闹，而一旦动了土地，往往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
比如商鞅变法，就是从土地入手，也遭到了不少反对，死后车裂。吴起建议迁楚贵族去充实边疆，直接被愤怒的贵族反杀……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了增加税收，下诏度田，所谓度田，仅仅就是丈量土地，以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杀了一些豪强，于是郡国大姓纷纷起兵叛乱，好不容易才平定下来。
本朝中的张居正，身份为帝师，有够显赫，不过是推行“一条鞭法”，都不如颜常武走得远，结果死后遭遇清算，被褫夺一切荣誉（后恢复），子孙冻饿而死。
现在只是一个请愿团，但姚明恭毫不怀疑底下的暗潮涌动，湖广乃至于南明各处的危机在酝酿着，一些大族，已经在磨刀赫赫准备造反了。
绝非说笑，情报机关已经发出了警报，说一些大族出现人财物的异动。
是的，颜常武与他交谈过，说明末农民起义是因为农民失地而导致，有千万无地农民还要交人头税，无地无钱，一无所有，造反是必然。
但现在这种激烈的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得罪的可是天下的有产阶级，想到他们的力量，姚明恭心儿都在颤抖。
皇亲国戚、勋贵、读书人、地主乃至于武将，这几乎是除了农工商和之外的所有阶层，他们有钱有势，不是善茬。
姚明恭要想办法去安抚他们，不致于事态恶化。
烦心事不止这些，地方上有不少地方官求去！
原因是吏部对官员考核标准变更，那就是经济指标挂帅！末位淘汰！
明朝时官吏考核为八目，即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等，指标有点笼统，只要做人不太失败，运气不太糟糕，那就是皆大欢喜，不会轻易丢官。
当然，明朝时的党争激烈，那是大势，没有办法不丢官。
现在吏部对官员考核是要求官员上交更多的钱粮，有钱为胜，一省官员考核最后末几位则去职。
亦即是地方官员谁交上来的钱粮多，谁就能升官，反之下台。
地方有肥有瘦，有的地方土地肥沃，交的钱粮多，那个地方官当然爽了。
不过老少边穷的地方也莫着急，吏部考核还有一条就是“人均！”
你地方交纳的钱粮多，但人多，一平均起来，人均少了，那得多努力，提高人均水平。
有的地方贫瘠，但上了个大项目，一下子就人均大增，那就是地方官的本事。
所以吏部考核是一个综合平衡，且慢，交纳钱粮不能够违反法律，要是盘剥过多，引发辖地民反弹，上告到朝廷，地方官就被追究！
对地方官员的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地方官以“发展经济，导致官员搜刮地方，盘剥民众”为由，认为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求去。
也有的官员没本事，不得不求去。
更有的官员是以此挟制朝廷，逼朝廷改弦易辙。
朝廷官员的培养绝非儿戏，不是开个学习班就能够派上用场的。
在发展经济方面，明朝的地方官员不及东南府官员，但他们在稳定社会方面，东南府的新官员空降到地方上也是不行的。
还有，读书人对科举制的不满，科举特m的居然要考什么科学！
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因“名单案”（指勋贵赵之龙家里藏着的准备造反人员的名单被搜出来，遂起大案），被罢黜的勋贵们对于领袖有深深的恨意！
更不用提大明的肥猪，那些亲贵们，他们因为领袖克扣他们的薪粮，改变他们的继承法，还有要他们交更多的税粮而对领袖恨之入骨。
遍地皆敌啊，姚明恭感觉到上流社会深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