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
沈溪见到手头的资料，立即升起这个念头。
皇帝有意要恢复建文年号，谢迁、王鏊等人有所察觉，但又不想当出头鸟，所以干脆让沈溪这个无关紧要的翰林修撰出面上奏，连理由都给他找好了……如今要修《大明会典》，本着严谨治史的精神，请求弘治皇帝拨乱反正。
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
不是说皇帝有意，你上奏就能博得皇帝欢心而获得嘉奖。皇帝本身就是个矛盾综合体，不能以好恶行事，他觉得怎样，会找人上奏，但若不能赢得舆论支持，皇帝甚至会降罪于人，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上奏的人自然觉得很冤枉……
陛下，我这可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啊？
皇帝不会跟你解释什么，但至少会让你清楚他的态度：既然为朕做事，就要时刻有为朕背黑锅的准备！
今天这个要出来背锅的，变成了沈溪。
要上奏恢复建文年号，这奏本哪里有那么好写？
作为翰林修撰，在京官中属于不入流，但人微言不轻，此番上奏会引发朝堂怎样的波澜？
沈溪暗忖：别人是否会认为自己太过狂悖？一个初入官场的小后生，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公然提及建文旧事，就连那些博古通今的鸿儒都不敢，你这分明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朝廷真要降罪，绝不会有人出来为自己求情，包括谢迁、王鏊这些始作俑者。
一连两天，沈溪都拿着关于洪武末、永乐初的典籍发怔，他不断斟酌这份奏本的切入点，以及如何才能做到避重就轻。
问题的关键在于“修史”！
沈溪要以一个史官的姿态向弘治皇帝奏请此事。不能夹杂太多的个人情感在里面，最好在文章中不得有直接的提请，更多的是表述事实。而非提什么建议。
要先向弘治皇帝表明洪武三十一年以后这几年史料记录的错乱，再引经据典。表明确实存在过“建文”年号。
作为一名史官修撰，沈溪把自己定位为历史的见证者，提出修撰《大明会典》时总结汇编这段历史的难度，恳请弘治皇帝拨乱反正，正视这段历史。
可无论如何，为此上书皇帝都属于吃饱了撑着，没事给自己找不自在，危险与机遇并存！
就在沈溪斟酌文章时。翰林院又有个消息传开……五月中旬翰林院会有场“考核”，以确定最后升任侍读、侍讲的人选。
翰林院升迁是各衙门中最难的，但这次翰林院一次就有侍读、侍讲两个空缺出来，自大明朝翰林院成立来实属罕见。
众翰林无论是否有机会升迁，都准备好好“表现”一番，竭尽全力通过“考核”。按照以往考核制度，如果有上官看重，直接从庶吉士升任侍读和侍讲并非不可能。
翰林院中，侍读和侍讲各有两员编制，官居六品。其上只有正五品的翰林院学士和各两员的从五品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
但因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基本为挂职，就好似如今掌院事的侍读学士王鏊，本身却是詹事府少詹事。平日并不在翰林院办公，由此侍读和侍讲便成为翰林院中负责日常管理之人，且在管理层中属于上层人物。
本来在一干翰林中，最有资格升任侍读、侍讲的，是除了沈溪外的另外两名史官修撰朱希周和王瓒，因为从官品上来说，翰林院中史官修撰的从六品最接近侍读和侍讲的正六品，而朱希周在史官修撰任上已经做满三年，且一直未被调出翰林院
史上第一乱蹿。设题本和奏本并行制度。
公事用题本，需要用主管印，多是以衙门名义上奏。属于公务奏。至于臣民私事的上奏，则是用奏本，不用印。奏本和题本同样要经过内阁票拟后呈递天子，再由天子批阅后呈送六科发抄施行。
题本和奏本格式大致相同，每幅六行，一行二十四格，抬头二字，手写二十二字。
头行题本用衙门官衔，奏本用生儒吏典军民灶匠籍贯姓名。
疏密俱作一行书写。不限字数，右谨奏闻四字。右面字平行，谨字、奏字各隔二字。闻字过幅第一行抬头，计纸字在右谨闻前一行，与谨字平行差小，年月下疏密同前，若有连名，挨次俱照六行书写。
奏本的总字数限制在三百字左右。
沈溪所奏，并非以翰林院的名义上奏，因为谢迁特别提醒过不能假手于人，因而写的是奏本而非题本。但沈溪所奏，却没有参杂太多主观意愿，在内容上更接近题本，这却是沈溪有意为之。
沈溪不想在翰林院中写奏本，因为怕被同僚看到，等他写完后，通读了一遍，感觉没什么问题，等墨迹干涸后便小心翼翼收好，准备第二日交由通政司，再由通政司呈递内阁票拟上呈。
明代中央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的官署中间，通政司职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早朝时汇进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有径自封进者则参驳。
凡有官职在身者，呈递之奏本，无论是否得当，连同不合规制的，通政司也要一律上呈内阁，由内阁大学士定夺。
通政司其实紧挨着翰林院，不过却是在西长安街，西公生门与长安右门相对，进入巷子后依次是行人司、后府、太常寺，最后才是通政司。
今天通政司开衙时间有些晚，沈溪卯时便到了，但直到辰时三刻，才得以进送奏本。